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,欧洲三国与日本的第一次交涉在堺港进行。
这次交涉,三国的主要负责人是英国驻东方大使贝伦伯爵,这位伯爵全权负责英国在东方的事务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位高权重,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花瓶。
原因很简单,因为交通和通讯的问题,欧洲与东方的往来本就不多,又是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紧张,使得欧洲三国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时常受到刁难,所以东西方贸易的大头仍然被帝国掌握。
而在战略态势方面,帝国虽然已经过了主要的扩张期,但在国际事务之中仍然采取相对主动的态势,在东方固本培元,在西方合纵连横。也就是说,欧洲各国在欧洲范围内疲惫应对来自帝国的挑战,相反,却很少有机会前往东方给帝国找茬。
因为这两方面的重要原因,帝国的外交体制的配置采取前重后轻的体制,一直以来,除非帝国派遣裕王这样级别的官员前往欧洲,总揽帝国对外战略,否则帝国主要的对欧外交权力核心在西津、苏伊士与休达三地。
掌管西津是帝国的荣亲王,可以说,除了外交战略设定这样的底层构建,荣亲王李素几乎拥有帝国一切对欧的决策权。而外交部在派遣对欧使者驻扎休达,这个使者则是主要负责联络驻欧各国的大使馆,同时担任帝国驻国联的大使。
而苏伊士的绍杰,则负责帝国在北非和西亚在内的阿拉伯地区的事务,但因为与欧洲关系纠葛,他也需要承担一些对欧事务。
虽然有三个核心,但李素拥有最高决策权,除非战略事务,其实都未必要请示国内。
而外交事务,从来都是纷繁复杂的,所以,欧洲主要国家驻帝国申京的大使往往就是一个花瓶外加传声筒,很多时候没有多少具体事务。而驻扎帝国西津的领事馆,才是与帝国进行联系的主要外交机构。
帝国的前重必然导致了欧洲方面的前轻。
贝伦伯爵能成为英国驻帝国大使,更多是因为其尊贵的身份。而英国虽然在日本京都设立了驻日大使馆,但大使一职长期空缺的,反倒是英国驻长崎的领事更为重要。
因此贝伦既是驻帝国大使,也负责英国在东方的全权事务。
在京都事件中死难的倒霉蛋里,有英国人也有法国人,唯独荷兰人没有伤亡。而法国在东方的外交存在,更是流于表面,甚至连驻日本大使都没有,其在日本的事务,长期由英国和荷兰方面代理,所以在这个时候,也就拿不出一个能出面的人。
因此,贝伦伯爵成为了主事者。
这其实也与各国的底蕴有关,在前帝国时代,荷兰是东方海洋的霸主,虽然殖民势力被驱逐了,但贸易却从未中断过。而英国长期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参与者,其与帝国的贸易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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